评选罪犯改造积极分子。
必须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目前已公布的《监察法（草案）》第52条第2款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执法检查，其潜在含义是监察机关仅须就特定问题向人大作专项报告，而不用如同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一般作年度报告。
从机构性质上看，监察委员会既非行政机关，也非司法机关，准确的法律定位应是监督机关。[34]曲相霏：《国家机构报告工作的宪法分析—兼论监察委员会报告工作问题》，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但经历过多次国企改制后，国有企业的概念和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了国资控股、参股等形式的企业。同时，在修辞上，留置概念相较于部分研究者所主张的隔离审查等概念也更能彰显法治精神。当然，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在客观上会对组织机构产生一定的作用力，因为对人大代表及人大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必须要关注其履职过程，故而应当建立一定的防范和隔离措施，防止通过人员对机构形成实质监督，造成监督冲突。
进一步明确留置措施适用条件与程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所形成的一府一委两院格局变更了我国国家机关的组织架构，也在实质上改变了《宪法》所确定的一府两院权力格局。公法直接对个人行为进行合法性判断。
[62]齐默尔曼(Ernst Zimmermann)通过加上根据其本质(ihrem Wesen nach)来解决问题[63]，但是，根据其本质本身也不明确。因此，也就意味着认为合法性代表了国家强制的观点是有问题的。而根据晚期法，三个要素不需要在行为时就已经存在，毋宁说很多时候都存在期待中的行为，等着它的要件在将来实现。据此，我把他们视为质疑合法性的一派。
在此，我们先介绍其先行者耶林提出的理论。[3] 质疑合法性的学者们主要从技术、理论和精神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批判。
[13]必须注意的是，支持合法性并不代表支持《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理论的改造。但是，这样做也有缺点，就是对法律行为概念的限制太严，这样一来，遗嘱和附条件、附期限的行为在生效前就不属于法律行为了。也许下一阶段的争论正在酝酿当中。[4]高在敏和陈涛的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系列文章对合法性提出的质疑涵括了这三个层面，之后出现的文献当中所提出的质疑基本也是在这三个层面上。
(二)关于我国《民法总则》的选择 在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我国各个版本的民法总则草案(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反映了学术上的争论状态。[94]区分这两种说法的原因是提出该理论的两位学者认为在传统民法理论中，确实存在着一项重大的理论命题，即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期刊名称】《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法律行为 合法性 国家强制 。然而，温德莎伊德并没有在法律行为概念里加上合法的一词，那么他如何将法律行为与不法行为区分开来呢？为此，他特意在脚注里作出了解释：我们不能说，法律行为是一种带有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意图的行为。
换言之，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这一命题中所使用的合法概念，其含义仅仅是指法律行为自身就有不为法律禁止实施、因而便表现为有合乎法律要求的实施根据。是否还有更优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60] 从齐特尔曼的上述观点来看，无效法律行为这种说法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绝对禁止的(vorbotene)行为，比如盗窃，即使也有跟法律行为同样的后果，但不被认为是法律行为。
[7]从理论层面质疑合法性的做法主要有三种：(1)区分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和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认为前者体现了私法自治和权利本位，而后者则强行撮合了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效力要件，代表了行为法定主义和义务本位。因此，我们的这些质疑意见，完全没有击中要害。温德莎伊德不同意阿恩茨的观点，他为了限定法律行为概念的范围，在意思表示之前加上私人的一词。对于这样的意见(如果有人提出来的话)，根本不需要回应，因为即使合法性曾经被苏联的学者在国家强制的意义上使用过，也不能给它贴上国家强制的标签，并以此为由对合法性进行质疑。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其他两点技术层面的质疑理由就不用再说了。
当法律行为被表明为无效或可撤销时，也属于法律行为的概念之下(比如，第125条，第134条，第138-142条，第144条)。我们的法律概念、理论、体系几乎全部都是舶来品，本文所探讨的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并非专属于德国，它同时也是我们的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
此外，李军从纯粹法学的视角得出了法律行为在本源意义上就应当具有合法性的结论。与《萨克森王国民法典》[75]的做法不同，《德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法律行为的定义，《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里也没有。
参见高在敏、陈涛：《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我国学界对法律行为合法性的质疑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3)根据传统的法律行为理论，法律后果因行为人的意思而产生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而这些质疑意见，只是触及一些表面的、虚幻的东西，几乎没有触及概念和体系。《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当然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也与罗马法学家的观点和用语习惯相符。
他把法律行为限定于私人用以形成、消灭和改变私权的合法的(erlaubten)意思表示。绝大多数草案都把合法性从法律行为的概念当中删除，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第112条)和二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26条)。
[18]参见朱庆育：《法律行为概念疏证》，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不是每个意思表示都是法律行为，只有那些法秩序承认为产生法律后果的适当的工具的行为才是法律行为。
温德莎伊德把法律事实分为：(1)法律行为。解决法律行为概念的问题，只有回归到其生长的土壤，追寻其发展之历史，才是正确的道路。
他通过对自18世纪末至今的多名德国学者的著作的分析以及对苏联相关民法译著的考察，得出了两个肯定会让质疑合法性的学者感到震惊的结论：(1)综上所述，情况似乎[17]是，德国法学传统中，法律行为之合法性自始即为众多法学著述所肯定，甚至不妨认为，这一认识其实构成了德国法学主流。他们的这种观点有导致要求取消法律行为的概念的危险，很容易被人认为是国家强制观念之体现。从前述关于法律行为概念在19世纪德国的讨论来看，合法性只是被当作区分法律行为和侵权行为等违法行为的一种手段。当我们讨论作为规范的法律行为时，合法性已成为前提条件。
其实在我们的语言中，类似的修辞用法并非罕见，例如‘假革命‘假党员‘未婚妻就是。大意是说，把法律行为当作法律事实就代表了国家强制，把法律行为当作规范就代表了意思自治。
此外，他们从理论层面提出的质疑理由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结论：合法性代表了国家强制，抹杀了私法自治(即跟精神层面的质疑理由一致)。迟颖：《法律行为之精髓——私法自治》，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1期。
[99]同样，按照这种观点，那么还是把《民法通则》的法律行为定义中的合法行为改成有效行为，是否也能避免国家强制的嫌疑？[100] 至于从技术层面提出的质疑理由，除了第一种理由有一定道理之外，其他的都没有说服力。虽然一个错误的答案并不是答案，一个失败的证明也不是证明，但是我们还是会说，这个答案是错的，这个证明是失败的。
